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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特別策劃:回望深圳四十年
作者:      時間:2018-10-11   來源:鳳凰網財經特別策劃
 

40年前,深圳市還叫做寶安縣,一個寶安農民一年只能掙270元,眼見隔岸的香港燈火輝煌、高樓林立,一股逃港浪潮應勢而生。

從此,對標香港,成為深圳的使命。

鳳凰網財經特約記者/徐躍.40年前,深圳市還叫做寶安縣,一個寶安農民一年只能掙270元,眼見隔岸的香港燈火輝煌、高樓林立,一股逃港浪潮應勢而生。從此,對標香港,成為深圳的使命。

30年前,深圳最繁華的地方是中英街,深圳和香港的距離在這里拉到最近,全中國都來這里買黃金,中英街的金鋪開門即被搶空。那時,萬科還在賣投影機和錄像機,中興還在加工電風扇和電話機,華為還在為香港公司代銷交換機。雖然手機、電腦還未興起,但深圳的電子基因就此深種。

20年前,深圳最中心的位置,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處,豎起了一座華強電子世界。同年,馬化騰在華強北的賽格科技工業園創立了騰訊。深圳從此軟硬件齊發,勢將顛覆中國大地。

10年前,伴隨著PC和移動互聯網的興起,華強北和騰訊踏上了各自的巔峰:前者成為了“中國電子第一街”,后者成為了中國首家市值過千億的互聯網公司。左手電子、右手互聯網,深圳擁抱了整個時代。

深圳的歷史從東邊開始。

以東海岸的沙頭角鎮中英街為起點,西邊直線距離十五公里處,是深圳歷史最久、客流量最多的羅湖口岸。從羅湖口岸出發,沿著深南大道繼續由東往西行駛,途經華強北商業區、騰訊大廈和前海開發區。這是一條崛起之路,每一個路標都是深圳騰飛的最好注腳。

中英街往事:金鋪一開門就被搶購一空

徐金走進了中英街后面的一家酒樓,這是他最常來的店。自從去年查出肺里長了一個瘤,他就申請了提前退休。每天吃完早茶,就和侄子在酒樓里看看賽馬,偶爾也會賭一賭。

他不常去中英街,那里人多嘴雜,而且大多都是游客和水客。一街之隔的海棠街就好很多,中英街的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都在海棠街和更安靜一些的碧海路上。

徐金一家已經在沙頭角生活了50多年。他們原是惠州澳頭人,一家人以漁船為生,做著跑船拉貨的生意。1966年,徐金舉家逃至香港,托在香港呆了10年的堂哥弄來了身份證,從此成為了香港人。之所以背井離鄉,一方面是政治環境的惡化,一方面則是深港兩地的巨大差距。有人做過一個對比:1977年,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僅270元人民幣,而一河之隔的香港農民卻有6000元港幣(約合2400元人民幣),是深圳的近10倍。巨大的收入差距誘發了一波“逃港風潮”,徐金就是其中一員。

70年代,被遣返回大陸的偷渡者。

70年代,偷渡香港的深圳人不敢回來,家人又沒有證件赴港,于是雙方約定日子,在沙頭角橋兩頭相會。相隔僅30米,彼此見得著,聽得著,但無法接觸,這就是沙頭角當年著名的“界河會”。

剛到香港第二年,徐金一家就來了沙頭角,他們在當地買了木屋,生活漸漸穩定下來。當時,沙頭角居民大多住在木屋,以打漁、種田為生。直到80年,徐金才找了份下水泥的工作,天熱時出海打漁,天冷時就下水泥。不同于原生態的環境和生活方式,中英街很早就修上了水泥路,但回歸前英界、華界都是“各掃門前雪”,即使同一條馬路,中間都會留有一條縫隙。

直到現在,這種隔閡仍然存在。交界處的哨所,年輕的哨兵看著往來的人群,有好事的游客探頭望向他身后的界河,被他以手勢阻止。河的另一邊是香港警察的駐點。雖然每天都在同一個地點站崗,但除了深夜站在界河中間的小道上悄悄聊天,兩人并不會有任何交流,哨兵也絕不會跨越界河。

2018年,界河對面是香港住宅區,持有標“R”字母邊境證的當地居民,可以隨意跨越邊境。在交流的十幾分鐘內,許多居民往來,但哨兵并未檢查證件,據他所說,根據服裝舉止,就能一眼辨認哪些是居民,哪些是游客。

徐金剛到沙頭角的時候,中英街的名氣還不大,雖然有人前來購物,但真正爆發是在80年代以后。在徐金的記憶里,當時人們“都過來買電器”,中英街販賣的電視、錄音機、油煙機都是從香港、臺灣、日本、韓國來的貨。因地處深港交界處,且貨物免稅,這里成了許多人買洋貨的好去處。巔峰時期,中英街曾創下日接待游客近10萬人的記錄。

更火爆的還是金鋪。黃健明是在自家金鋪里長大的,從父親那一輩開始,他們就住在中英街。這家名為“源昌隆珠寶金飾”的金鋪,承載了祖孫三代人的回憶:父親在這里發家,黃健明除了留學英國的8年,幾乎沒有離開過這里,如今,孩子放假了也會來金鋪玩耍。

2018年,古榕樹對面的“源昌隆珠寶金飾”金鋪。

80、90年代,中英街掀起了一股“黃金熱”,中英街因此成為中國第一條“黃金街”。1988年達到高潮時,一天有3家金鋪同時開張。黃健明家最初并不是開金鋪的,它的前身是一家日用品雜貨店,“黃金熱”興起后才開始轉賣黃金。他清楚地記得當時的盛況,“最高峰時有100多家(金鋪)”。每天有幾萬人來中英街,買金的人更是絡繹不絕。“一開門,那些人都是來搶的,幾乎每天都賣光,”一位在金鋪工作了近30年的老員工回憶道。

80、90年代,中英街不出十步就有一家金鋪,全中國都來買黃金,因此稱為“黃金街”。

內地居民奔赴中英街搶購黃金的背后,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1983年,中國頒布了《金銀管理條例》,確定國家對黃金及黃金制品進行生產、流通的全面管制,禁止個人和企業自由買賣黃金。內地無金可買,而緊鄰香港的中英街不僅貨量充足,而且價格更低、成色更好,于是成為買金的首選之地。

中英街步入黃金時代,也影射著深圳駛上了第一條快車道。如同1979年從寶安縣更名為深圳市的寓意(原深圳鎮緊鄰香港),深圳誕生之初就是要對標香港,相應地,港資、外資也成了深圳這一階段的最大推手。1979年,深圳開始引進“三來一補”企業,有官員為了尋求合作,直接到酒店蹲點截堵港商,一年不到就引進了200家。1980年,蛇口工業區開始招商引資,來自瑞士、日本等地的資金相繼涌入,為深圳注入新鮮血液。

有些不同的是,中英街“一街兩制”的宿命決定了它的崛起,也注定了它的衰落。1997年,香港回歸,中英街由此擺脫了兩國管轄的困局,也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2003年,香港全面開放自由行,游客可以直接過港購物。與此同時,中英街地理位置偏僻,產品質量存疑,更加劇了它的衰退。

2004年,中英街博物館的志愿者汪蘭進在中英街買過一個手機,后來出了質量問題,但因為表店在香港一側,不歸深圳市消費者協會管轄,只好不了了之。

“以前一個小時走不完的中英街,現在15分鐘就走完了。”金鋪員工如此形容中英街的冷清。黃健明也感嘆,生意早已不如父親經營店鋪時好做,孩子未來是否接手金鋪也都未知。鼎盛時期的100多家金鋪,如今也只剩下“源昌隆珠寶金飾”一家。據統計,香港回歸后的第二年,中英街的游客人數跌至800萬人次,2002年僅有128萬人次,最冷清時,一天的游客不足百人。

進入新世紀,中英街人流量銳減,最冷清時一天不足百人。因為沒人光顧,店員無聊間打起了呵欠。

如今的中英街,從購物中心變成了旅游景點。每天限流1萬人,深圳居民一個月能辦一次通行證,非深圳居民三個月才能辦一次,安保人員說“這是為了控制水客,讓外地游客有機會進去”。中英街博物館內,提著購物袋的游客在展示窗口前駐足,已分不清是來游玩,還是來購物。

倒是“源昌隆珠寶金飾”對街的那株古榕樹,仍似往年一般茂盛。

華強北時代:“一個鋪位的轉讓費炒到了50萬”

香港回歸后的第二年,華強電子世界建成,這座商城位于華強北路和深南中路的交匯處,占據了深圳最核心的地段。此后,華強北就像產生了一種磁場,以華強電子世界為中心輻射至周邊區域。都會電子、賽博宏大、桑達電子、遠望數碼等電子產品賣場拔地而起,萬佳百貨、茂業百貨、東方時尚等綜合型商場也相繼誕生。華強北形成了電子中心和商圈,也開始有了“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的說法。

更早之前,深圳是沒有電子中心的。如果回到80年代的華強北,站在街邊,一眼就能望見天際線,周邊是正在開發的土地,超過50米的高樓幾乎不存在。巨浪掀起之前,浪花總是微小的。那時的深圳,雖然誕生了一批日后聞名世界的企業,但無論萬科、中興還是華為,它們在初創階段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貿易、加工的行當。

80年代,華強北和深南大道。

1984年,王石創辦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販賣投影機和錄像機;1985年,侯為貴創辦了中興半導體,做著從電風扇、電子琴、冷暖機到電話機無所不產的加工生意;1987年,任正非創辦了華為,最初只是一家生產用戶交換機的香港公司的銷售代理。

80年代,王石在演示萬科股份化方案,此前,萬科主要做視頻設備銷售,此后,萬科正式涉足房地產業務。

貿易、加工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三來一補”。深圳被列為經濟特區后,一系列諸如減免所得稅、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如期而至,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企業家,“三來一補”產業日漸興盛。企業集群效應下,再加上當時國內的電子元器件大多從日韓、美國進口,深圳緊靠香港,貨來得快又便宜,漸漸成為電子中心,華強北則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三來一補”開始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是在鄧小平南巡后。97年以后,深圳加速從低端消費品向高端消費品升級,華強北熱賣的音響變成了家庭影院,收音機變成了VCD、DVD,數碼相機、MP3也相繼爆發。1999年,深圳市成立了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即后來的深創投,投資與產業相輔相成,更加速了深圳的發展。

1992年,深圳,戶外巨幅宣傳牌。當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講話,主旨就是要加快改革開放。

夏海燕的第一臺電腦就是在華強北買的,花了他近一個半月的工資。1999年,他剛來深圳工作,從同事口中聽說了華強北。這個南北930米,東西1560米的區域里,聚集了上千家店鋪,各式各樣的手機、電腦還有電子元器件都能找到。“新品、山寨品、仿品到處都是,”夏海燕記憶猶新。

最火爆的時候,華強北幾乎壟斷了全球LED市場的半壁江山。在華強電子世界員工蔡佞媧的記憶里,成立于2009年底的華強LED國際采購交易中心,曾引發一波“價格戰”,商戶之間互相競爭,把價格從99殺到了9.9。采購商前赴后繼,這里也漸漸變得一鋪難求。“一個邊邊角角的鋪位,轉讓費就炒到了50萬。”蔡佞媧說,雖然商場的鋪租并未上漲多少,但轉讓費仍然讓人望而卻步。

全國各地的采購商、經銷商接踵而至,華強北終于在2008年迎來了巔峰時期——第十屆高交會華強北分會場開幕儀式上,華強北被授予“中國電子第一街”的稱號,由此確定了全國電子商業界的龍頭地位。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華強北的影響力甚至延伸到了國外。后來,夏海燕去印度發展業務時,跑過許多城市,但無論是孟買、班加羅爾還是新德里,印度電腦城里賣的都是“華強北來的產品”。

2009年,深圳華強北的3G手機批發中心,人潮涌動。

關于那幾年的火熱,四樓經營礦機生意的女店員也印象深刻,雖然她剛來不久,但同行總是津津樂道華強北曾經的熱鬧,而他手機中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證明。“以前一樓哪里都是人,現在沒幾個了。”

2012年,經過高壓集中整治后,華強商業圈出現“關、停、并、轉”潮,一些違法經營的商戶失去了生存土壤。除此之外,電子商務的崛起也波及了實體商鋪,傳統硬件銷售難以為繼,許多商販開始另謀出路,有人開了淘寶店,也有人黯然退場。據統計,華強北手機專業市場逾3500商戶選擇主動離開。

2017年1月,因地鐵施工封閉四年后的華強北重新復街,街道煥然一新,但盛景卻不復往日。

復街后的華強北人流量大減。

魚水共生,商戶自謀出路之際,華強北也在努力尋求轉型。2017年底,華強電子世界遷走了四樓的300家商戶,為智能家居騰出了半層樓,為了吸引商戶,甚至開出了“鋪租減半”的優惠條件。“智能家居的租金200元/平米,對面的普通商鋪卻要400-500元/平米,”蔡佞媧說。

截止采訪時,已有30家商戶入駐,幾乎涵蓋了國內的主流智能家居生產商。“下個月馬上要入駐阿里巴巴投資的一家企業,叫涂鴉智能,一千多個平方。”談話間,一位從羅湖過來的智能家居商前來咨詢,蔡佞媧勸其入駐,口中不時蹦出“新零售”、“無人超市”這樣的互聯網新詞。

華強電子世界4樓的智能家居國際交易中心

“或許可以再搞一個區塊鏈專區。”她笑著指了指前方的商鋪說,“這里還有礦機賣,全國只有華強北有。”作為全球最大的礦機銷售集散地,比特幣價格飆漲期間,華強北吸引了全球的買家,許多礦機鋪位上的廣告都印著中文、英語、韓語甚至阿拉伯語。

不管是智能家居,還是區塊鏈,華強北的身上,有著深圳崛起的原動力。緊抓時勢,自我革命,沒有一座城市可以單純依靠政策繁榮,也沒有一座城市可以靠吃老本領先。

夏海燕大學剛畢業時找工作,覺得深圳和珠海、廈門沒什么分別,“只要是沿海都可以”。20年過去,他在這座城市買了兩套房,也成立了自己的企業,家庭和財富的收獲,是意料之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互聯網之城:機會與挑戰并存

對于馬化騰來說,騰訊也是一個“意外”。

“馬化騰和許晨曄在跑步的時候一定不會料到,20多年后,他們能有機會在校園北面建一座39層高的騰訊大廈,從位于頂層的辦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園,追憶已經逝去的青春。”吳曉波在《騰訊傳》中如此寫道。

1998年底,青年馬化騰在華強北賽格科技工業園創立了騰訊,這間辦公室保留至今,提醒著馬化騰那段奮斗的時光。回看騰訊的歷史,從事業群制替代業務系統制,到微信替代QQ,內部創新是其最大動力。這種做法更早的倡導者是華為,華為鼓勵內部創業,走出的創業者達幾十萬,夏海燕就是其中一員。

2004年,馬化騰在位于賽格科技創業園的辦公室中工作。

2010年,夏海燕在深圳創辦了華夏雙贏。“深圳的市場化程度高,政府對于企業干預很小,給創業者留足了空間,”夏海燕說。深圳最初只是一個小漁村,沒有固有產業和利益集團,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無需推翻重建,這決定了深圳單純開放的政策環境。良好的政商關系還有一個更顯見的案例:2015年IT領袖峰會八大趨勢報告,是市長和企業家連續兩個深夜探討出來的。

盛大COO陳大年曾感嘆,深圳互聯網的崛起就是得益于華為和騰訊。兩家公司的掌舵人——任正非和馬化騰是公認的最難采訪到的企業老板,這與其一貫的低調姿態相關。低調、務實不僅嵌入了華為和騰訊的文化,也嵌入了深圳的基因。“華為、騰訊、中興給深圳積累了很多人才和氛圍,深圳創業者的作風都很務實。”樂逗游戲CEO陳湘宇也這么認為。

馬化騰剛創業時,校園里最流行的詞語是“時不我待”,這句話他一直記到現在。從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到區塊鏈,騰訊緊跟時勢,甚至將其代入了深圳的歷史——與深圳金融辦建設金融安全大數據平臺;與深圳巴士打造智慧出行;為深圳稅務局的全國首張區塊鏈發票提供底層技術。

有人曾這樣形容深圳和北京、上海的不同:“深圳的包容很強,你今天是一個平民,明天也可能發家。” 城市的包容性和無限潛力,再加上一系列支持IT產業發展的政策,從制造到支付全覆蓋的產業鏈閉環,更接近香港等國際市場、資本的地理位置,讓深圳時至今日都是互聯網人才就業、創業的首選之地。

去年底,馬化騰在母校深圳大學南端,建了一座新總部大樓。它與2009年建成的騰訊大廈一南一北,將深圳大學包裹其中;新大樓運用了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集數字化、智能化于一體;三個連接層將兩座塔樓相互連接,寓意著“互聯”。人才、技術、連接,正是騰訊和深圳崛起的三大動力。

2018年,建成后的騰訊濱海大廈

挑戰當然也存在。雖然互聯網潮流掀起后,深圳以其集群效應,吸引了一批科技企業——以小米為例,雖然總部北京,但硬件生產、加工等環節多在深圳——但大多是硬件企業,軟件領域幾乎是騰訊一枝獨秀。根據胡潤發布的獨角獸指數,截止今年一季度,深圳獨角獸企業11家,遠低于北京的66家,上海的38家,和杭州的16家。超級獨角獸如滴滴、美團、今日頭條者,則無一位于深圳。

與此同時,深圳人也面臨著和北上廣相同的生存焦慮。夏海燕經常會用自己發家致富的案例,來鼓勵在印度遇到的朋友,但面對深圳現在的房價,他也感嘆“很難再買得起第三套”;蔡佞媧則說,3年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會到深圳周邊城市生活;汪民進也說,年紀太大之后,還是會回湖北老家。

馬化騰曾說:“深圳之于騰訊,如同硅谷之于蘋果。”要比肩硅谷,深圳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有人說,深圳,是一個沒有外地人的地方,也是一個沒有本地人的地方。這里的一切都在過去40年建立,因為新,沒有過去的沉重,深圳迎接新事物的姿態總是更加輕盈和開放。這條發源于1978年的小溪流起于微末,途中以兼容并蓄之勢,匯入了貿易、制造、電子、互聯網等多條支流,終于在40年后盛怒于南海之口,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時間的沖刷下,曾經繁華熱鬧的中英街已漸漸淡出歷史舞臺,變成了一個旅游景點;曾經把手機銷遍中國的華強北,也開始謀求轉型,賣起了智能家居;而騰訊則在深圳大學南面建起了新總部,寓意著“互聯”。

風口更迭,世事流轉,深圳一直在迎接屬于自己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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