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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輝元丨一九四九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
作者:謝輝元      時間:2018-10-16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經歷了一個不斷革命化的過程。它誕生于階級化的“民族革命運動史”撰述中,面臨著民族立場與階級立場的張力問題。這種張力在帝國主義理論引入后得到緩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基礎上實現平衡,“中國革命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現,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論形態。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構建和發展,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規范性認識逐漸形成,近代史與革命史融為一體,“革命”完全成為中國近代史的撰述主題。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馬克思主義史學/革命史敘事/革命化

中國近代史撰述中的“革命史敘事”和“現代化敘事”之爭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從各家對“革命史敘事”形成過程的評述來看,多看重它在1949年以后的成型與演變。對于1949年以前革命史敘事的發展情況,盡管有學者曾予留意①,但對其具體演進過程,尤其是有關“革命史”與“近代史”融合問題的研究仍有待加強。本文將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趨勢的分析,論述革命史敘事框架在1949年前的演進歷程。

一、“民族革命運動史”的階級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近代愛國主義史學研究為前身。面對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形勢,自19世紀起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就開始以列強侵略與中國人的反侵略作為其史學作品的主題,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在孫中山等民主革命者開始鼓吹革命后,不但侵略反侵略為他們所關注,反滿抗清也成為他們歌頌的對象,如劉成禺的《太平天國戰史》、蘇生的《中國革命史》等。在這類作品中,近代許多的人和事都在革命的標準下得到重新評價,而革命則是以民族、民主之名進行的,所以列強侵華史、民族革命史是晚晴民初近代史研究的熱點。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多從民主革命者轉變而來,他們在接受唯物史觀之前,在歷史觀念上同當時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浸透著民族、民主主義立場。接受唯物史觀后,階級化的革命立場成為他們考量近代歷史的一條新準繩。陳獨秀在1918年從民主和科學的觀念出發,談到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時,將其歸因于宗教迷信和仇視新學等因素,認為義和團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這場“大亂”最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象征著“專制的迷信的神拳的黑暗道路”②。但到1920年轉向馬克思主義后,他開始以階級的視角審視近代歷史,認為“近代歷史完全是解放的歷史”,“人民對君主、貴族,奴隸對于主人,勞動者對于資本家”,一面在壓制,一面要求自由和解放③。由此,陳獨秀對于義和團運動的評價也發生了逆轉,指出義和團運動誠然迷信野蠻,卻具有“民族反抗運動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④。同時期的李大釗也嘗試以階級觀點解讀近代史,以為義和團運動“有幾分是工業經濟壓迫的反動,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種上、文化上的沖突”。陳獨秀李大釗的認識,實際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對近代史觀念帶來的影響。

中共成立后,人們對近代史的認識更加深入,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萌芽,“革命”在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開始凸顯。中共主辦的《向導》為此貢獻頗多。該刊1923年1月發表陳獨秀的《革命與反革命》,對歷史與革命的關系進行了闡述,可謂革命史學的路標式文獻。該文直陳:“革命是社會組織進化過程中之頓變的現象”,“人類社會之歷史,乃經過無數進化階段及多次革命戰爭,乃至有今日之組織及現象;其組織進化之最大而最顯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長進化到封建諸侯王,由封建諸侯王進化到資產階級,由資產階級進化到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稱為神圣事業,所以和內亂及反革命不同,乃因為他是表示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顯著的現象,他是推進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有力的方法。”所以對于一個革命運動,他認為“應該以他的內容及起因或結果是否有進化的意義定功罪”,而不應以他是否張貼革命標簽、是否實行武力暴動為評價標準⑤。在陳獨秀的筆下,歷史事物被納入到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框架中,革命、反革命的標準又以是否符合社會歷史進化法則來衡量,而進化法則則是由階級進化決定的,這便為近代史的革命化敘事奠定了歷史哲學基礎。當然,這也僅是解決了革命的歷史抽象合理性的問題,對于革命在近代中國的現實合理性仍未能完全回答。

隨著列寧帝國主義理論被引入到近代歷史的評析中,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初步整合,中國近代史撰述又同時具有了民族革命、社會革命、世界革命的多重意蘊。陳獨秀、瞿秋白較早開始了這種引介工作。陳獨秀指出:鴉片戰爭“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向長城內封建的老大帝國開始發展,也就是沉睡在長城內老大帝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開始大崩潰”;甲午、庚子戰爭則“是中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潰,也就是資本民主革命運動最初的開始”⑥。瞿秋白同時也寫作了《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的各種方式》、《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等文,嘗試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來分析列強侵略中國的進程與方式,將列強侵略劃分為投貨時期和投資時期,前期以強辟商場和壟斷原料為主,后期以移植資本和文化侵略為主;并指出侵略帶來了軍閥統治和階級分化,而洋務派、交通系、辛亥革命者都是官僚資產階級代表者⑦。

同時,《向導》還曾以特刊的形式集中展現帝國主義理論觀照下,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重要史事的重估。1924年9月和10月,《向導》編輯部分別組織了“九七特刊”和“雙十特刊”以紀念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前述陳獨秀談義和團具有民族反抗意義的文章就是“九七特刊”中的一篇。彭述之也要求“重新估定義和團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上之真價值”,認識其“革命精神”。他斷言重估的關鍵在于“懂得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的關系”,認識到它絕非“單純的民族仇外運動”,卻“完全是農民群眾受了帝國主義的過分壓迫之一種反抗運動”⑧。蔡和森更指出:“自從外國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革命已經不是單純對付某一朝代某一軍閥的內政問題,但(而)是對付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野蠻酷烈的侵略問題,而某一朝代某一軍閥不過為這問題中之一部份。在這一點上,義和團運動史是最足以代表中國革命之客觀的需要與性質的;也只有由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義和團的精神與價值。”⑨“雙十特刊”中,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再次發聲,同時以階級和民族的立場來審視辛亥革命。如彭述之說,辛亥革命“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猛烈侵掠之結果”,其所代表的意識是資產階級的,但后者的政治、經濟、思想訴求沒有實現,因而革命“完全失敗了”⑩。

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雖立足于階級觀點,但對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同樣給予了有力回應。在該理論下,民族革命有反壓迫的階級性,階級革命有反侵略的民族性,并且都指向反帝反封建。這樣,反帝反封建也就成為衡量近代史事得失的標準,前述歷史重評工作便是對這種標準的實踐。

不過上述工作,所涉更多的是個別史事,雖也隱約透出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史的宏觀印象。這方面,陳獨秀與李大釗的工作具有代表性。陳獨秀曾以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相結合的視角來審視近數十年國民運動史,斷言:“‘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并認為也只有這4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為這些運動都有廣大民眾參加,也有民族對外的意義。他將它們視作“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包含在內)獨唱的舞臺”,“也就是屢次失敗之根本原因”。五四運動中由于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方向”(11)。陳獨秀以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分,來論定國民運動的出現及其新方向的開啟,隱含了后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分期的意蘊。李大釗則把視野擴大到太平天國起義,認為該起義“系一般農民受帝國壓迫而發生之國民革命運動”,并強調“我人之民族革命運動,第一次為太平天國”(12)。此后,李大釗撰述《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等,分析英帝國主義侵略史和太平天國以來的民族革命運動史。在《孫中山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釗概括出近代史的兩條主線,即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也“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13)。李氏之論是對前述民族革命史寫作的延續,雖以民族革命為主色,但也體現了階級立場。因此有研究者認為李大釗已開始將階級分析引入到民族革命史研究中,使得“民族革命”的概念逐步科學化(14)。但如前所述,這項工作其實早就開始了,只是李大釗的研究更具系統性而已。

國民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極力以整合了階級和民族立場的帝國主義理論來重新考察近代史,從而推進了帝國主義侵華史和民族革命運動史研究。在前者,如周恩來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簡史》(1924年)、高爾松和高爾柏的《帝國主義與中國》(1925年)、蕭楚女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7年)、黃克謙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7年)、于樹德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27年)等。在后者,蕭楚女、惲代英各著有《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1927年)。兩書描述的都是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所涉史事有廣東平英團、太平天國、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其內容則是“中國民族因受歐洲工業經濟之壓迫而起的——直接的、間接的——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專制,要求本身利益的革命運動之事實”(15)。

這兩類史著是這個時期近代史撰述的主要形式,革命問題已然成為其論述的主題。受國民革命影響,也出于宣傳之目的,這時的“革命”更多地是站在民族立場思考問題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史著對于近代史事的評論是非常精到的。尤其是惲代英的著作,立論也較為公允。雖然在許多問題上缺乏史料的嚴格支撐,但頗能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如對帝國主義國家就沒有鐵板一塊地看待,對農民革命也是。在惲代英的著作中,階級立場與民族立場相互補充,階級分析方法并未僵化歷史認識,反而使得歷史認識更具公允性。

二、“兩半論”視野中的“革命史”與“近代史”

中國大革命后,馬克思主義者深刻認識到舊勢力的強大和資產階級的保守,遂極力強調階級革命。由于無產階級革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反過來深化了人們對民族革命的認識。這樣,近代史研究的民族立場和階級立場能夠深刻平衡,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也逐漸成為共識。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對世界史中之“中國”給予了更多審視,“中國革命史”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正式出現,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論形態。

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及其后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眾多馬克思主義學者如王學文、李達、陳翰笙等,圍繞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勢力在中國農村經濟中的地位等問題開展著述和調研,論證了中共六大所認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從而為近代史的革命化奠定了理論基點。論戰中,帝國主義入侵所帶來的社會歷史影響受到突出強調,鴉片戰爭普遍被視為中國社會形態轉換的節點,因而也被確立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和封建殘余的研究使人們對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有了更多認識,同時也增進了人們對近代革命運動發展的階級性的理解。相關成果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論據、論點。

由于社會性質論戰側重的是現實國情的分析,而在史的分析方面顯得薄弱,這就使得史學研究變得非常迫切。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1925-1927)》就是這樣一部應時之作。該書雖然主講大革命時期的歷史,但對近代以來一系列世變提出了總體看法,富有理論深度,成為中國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該書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視野中考察,將中國革命置于世界革命之中,確立了“兩半論”的立論基礎,在民族立場和階級立場之間實現了較好的平衡。文中指出:“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經有八十余年的歷史,原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形成世界的經濟,漸漸摧毀一切‘民族’的藩籬,使世界任何地方都被結合在一個世界經濟紐帶之下。”(16)這說明華崗希圖突破中國革命只是一場民族革命的認知,以增進人們對其階級革命、世界革命的歷史意義的了解。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華崗放棄了“民族革命運動史”的字眼,而取“中國大革命史”之名,起首第一句便強調大革命“有極大的世界歷史意義”,因為“中國成了帝國主義一切矛盾集中而且最尖銳的地方”。而既然“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大革命的最主要特性也就是半殖民地革命。”(17)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發展,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之間有極大的矛盾;農民與封建地主之間更發生根本的沖突,就在這些矛盾沖突之上建筑了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18)這就點出了中國社會半封建性的特征,并初步涉及到了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

華崗相信近代史上的諸多革命事件與大革命有著相似性,是中國在半殖民化過程中不同階層民眾的反抗運動。“帝國主義的侵略孕育了中國大革命的胚胎。革命的大爆發雖在五卅事變的時候,但是它的起源卻遠在中日戰爭以后。”(19)他將戊戌變法、義和團暴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等,統統視為大革命的預演,指出它們是“中國大革命爆發之前二三十年間中國革命歷史上幾個重要的環子”。他還對這些運動進行了階級定性,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包含這原始的反帝國主義的農民暴動”,辛亥革命是“有名無實的資產階級反抗君主貴族”的革命,五四運動是“學生平民反抗帝國主義與賣國賊”的運動,海員罷工與二七事件是“血淋淋的工人階級爭取自由的英勇斗爭”,商團事件、國民會議運動是“工農平民群眾反抗買辦階級”的運動(20)。

華崗對于大革命史的論述雖然沒有很明確地指出近代歷史侵略與反抗的兩條主線,但他在近代社會性質的論述上卻比以往的著作深刻得多。作為民族革命史撰述向中國近代史撰述的轉型之作,該書在保留了珍貴史料的同時,為后來的近代史著述做出了榜樣。可惜因該著是描述大革命史的專著,使全書的史事范圍受到限制,諸如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等事件都未能論及。

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史》可謂繼華崗著作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又一典范之作。該書一度是眾多馬克思主義者研究近代史的參考著作,也是延安學校歷史教育的重要課本。李平心從世界歷史普遍規律入手,反對將中國近代史局限在民族觀念中:“中國歷史是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國史如果目的僅僅在要使我們依據一種狹隘的民族感念來發揚所謂‘國粹’,或記憶許多興亡治亂的事跡與民族英雄的偉業,那簡直是在和歷史開玩笑。”研究中國史的“主要任務”是“考察中國社會在全人類歷史之一般的進展過程中特有的發展路線”,同時解釋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事變之因果,“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影響”(21)。

“兩半論”同樣是該書立論的基礎。在近代史分期上,作者明確提出以鴉片戰爭為近代史的開端,指出:“我們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為近代史的開頭,而將近代史發端于鴉片戰爭,理由是很簡單的:明末清初不過兩個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個歷史的大轉變期;而鴉片戰爭卻是中國開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襲擊,引起社會內部變化的一個重大關鍵。”這種內部變化實際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從鴉片戰爭后,中國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然而我們卻不要因此誤會,以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后,就漸次成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只是展開了國際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榨取與掠奪,只是加深了中國民族的奴隸狀況,舊有的農業經濟雖是為國際資本主義的鐵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卻沒有支配著全國民經濟,這就是說,中國社會的舊的剝削制度并沒有從此失勢。”該書還抓住了近代史的主線:“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務,就是要說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所引起的重大變化,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階級之分化與革命斗爭的發展起來。”更具體地說,就是要“暴露國際資本主義的群魔怎樣從中國吸吮這膏血來膨脹它們自身,怎樣驅使它們的鷹犬來榨取中國廣大的勤勞人口,以及中國的被壓榨的奴隸大眾怎樣用自己的戰斗力量來反抗此種殘酷吸血與絞榨。”(22)

華崗、李平心兩人的史著不僅在世界史的視角、“兩半論”的理論切入點上是一致的,編目上都依照史事,對許多近代史事的定性也非常相近,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對近代史的規范性認識正在逐漸生成。與前述華崗著作的階級定性觀點相類似,李平心著作稱廣東平英團、上海匕首黨的斗爭為“南方貧民與農民最原始的反帝斗爭”,義和團運動則是“北方農民、貧民的自發的反帝斗爭”,太平天國戰爭與捻黨暴動是“農民反叛封建剝削與封建統治的兩個革命巨潮”,戊戌變法則是由“進步之智識分子與官僚”倡導的“具有資產階級意識之改革運動”,辛亥革命是“一個流產的第三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覺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國民革命乃是“半殖民地的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23)。

同時,他們在近代史分期上也都不約而同突出無產階級力量崛起的歷史轉折意義,五四運動的思想意義,以及二七運動和五卅運動的實踐意義。華崗認為五四運動“實在是分劃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前后兩時期的運動”,因為運動中資產階級已經明確了自己的前途,而無產階級的覺悟受民族革命潮流的影響進而發現共產主義運動及其組織,所以它“開辟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即“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它的社會勢力”,“躍登上歷史舞臺”。二七斗爭使束縛在學生、群眾等很小范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工人運動得以擴大,“使中國工人階級加入國際工人階級的戰線”。五卅事變則是“第一次使中國革命群眾化的歷史關鍵——它展開了中國革命一個新的時期”,此后,“中國革命才連骨帶肉的現形于世,才成為實在的力量”,運動中“中國無產階級客觀上已經在爭取革命領導權”(24)。李平心則指出:五四運動中社會主義成為知識分子尋求民族解放的新道路,這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大轉捩”,“文化運動的分金爐”。“中國革命自二七運動后已顯示勞動階級之領導實力,至一九二五至五卅運動,國內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浪潮乃有一發而不復遏之勢”(25)。

兩本著作的不足之處也較類似。主要內容上兩者都側重“社會政治之遞嬗變遷”,經濟、文化方面的分析有欠深入;主線把握上都看重“帝國主義侵略史”及“民眾之反帝運動”,諸如洋務運動、清末新政這樣的歷史事件并未納入主要考察范圍,說明作者側重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化過程的描述,而于半封建化一面重視不夠。當然,這些不足只是暫時的,它只是說明中國近代史研究雖已成型,但還處于發展時期,與后來形成的規范性認識相比,還有一定距離。

三、“近代史”與“革命史”的交融

抗日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不斷深入,出現了一批富有價值的作品,代表性的專著如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1937年)、何干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1937年)、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1940年)、李平心的《中國現代史初稿》(1940年)、曹伯韓的《中國近百年史十講》(1942年)等。工具書有楊松、鄧力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第1冊,1940年)等。

這個時期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規范性認識逐漸形成,最典型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構建過程中展開的一系列論述,概括了近代革命史的基本邏輯,奠定了近代史研究的總體框架,使得近代史與革命史最終融為一體。

一方面,在近代史分期標準問題上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地位得到積極的肯定。在《五四運動》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從鴉片戰爭時期直至抗日戰爭,經歷了好幾個發展階段,其中以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出現為最重要的階段性轉變;而五四運動則表明資產階級革命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新的社會力量——工人、學生和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陣營出現了,這是它比辛亥革命進一步的地方(26)。《新民主主義論》則以五四運動為節點將近代史分為兩段,即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認為,五四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五四后則是無產階級(27)。在這里,五四運動不僅具有徹底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姿態,運動中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意義被著力突出(此前研究者多強調二七事變和五卅運動在無產階級運動史上的意義),同時還被認為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這些論斷都使得五四運動具有了超乎尋常的歷史意義。

另一面,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社會矛盾、歷史主線得到清晰表述。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毛澤東闡述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屬性:“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前者“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實際是強化了中國近代史撰述的歷史哲學基礎,并且勾勒出了近代史的主要線索:“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28)

毛澤東有關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的一系列論述,是在總結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代表了共產黨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總體看法,也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生成的內在規律。毛澤東的相關論斷“構筑了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從而為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學科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概念、范疇、原則。”(29)

在此前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也積極開展研究,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寫出了許多富有價值和特色的作品。作為一種研究實踐,它們與上述規范性認識相互促進和補充,推動了近代史研究的發展。在這些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該書作為各根據地干部教育的通行教材,將革命放在近代史演進中來呈現,是將革命史與近代史兩相融合的一次重要嘗試。其一,作者肯定了“兩半論”和近代史兩條主線論,并將此寫人中共官方革命史教材中。書中指出:“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前,中國正處在滿清統治的時代,當時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在轉化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30)。關于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則強調:“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在中國整個政治與經濟生活中顯然就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面是滿清政府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屈服投降,逐漸走向依靠外國資本主義來支持其統治的趨勢;另一方面就是廣大的民眾在外國資本主義與滿清統治的壓迫剝削下,開展著廣大的反對滿清統治的群眾運動”(31)。其二,書中確定了中國革命史的分期與主要內容,歷史地呈現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等基本問題。該書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寫起,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農民戰爭”,戊戌變法是“新官僚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良運動”,辛亥革命是“中國第一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五四運動“啟導廣大人民的覺悟,準備革命力量的團結”,其主要力量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工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在這運動發展中形成起來”(32)。在總結大革命經驗時,作者先后對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者、帝國主義、軍閥等在中國革命中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論證了中國革命的許多重要問題。張聞天的上述認識已經非常接近于新民主主義論。

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旨在總結“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民族解放的史實”,兼記“中國社會解放的斗爭史跡”,因而有些中國近代通史的意味。抗戰時期作者完成了首卷(大革命前)的撰述。這是一部以《中國大革命史》為基礎,吸收李平心、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再進行創新的著作,是將革命史與近代史融合的又一次重要嘗試。首先,該書將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起點的理由,以及對近百年史兩種趨勢的認識,完全借鑒了李平心的說法(33),在“兩半論”和兩條主線論等問題上與規范性認識大體一致。作者還嘗試將兩種趨勢的說法簡化,強調近百年史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是“侵略運動與反侵略運動的矛盾的發展”(34)。其次,華崗在史事綱目的編訂上綜合了各家提法,而以毛澤東的提法為宗。書中所涉史事主要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它借鑒了李平心《中國近代史》的綱目而重點選取能體現中國人民反抗斗爭的內容來寫,尤其是在其第2卷中大膽論述了李平心所未能論述的有關中共成立和工人運動的內容。而與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相比,書中新增了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內容,但在許多史事的具體表述上是對張著的借鑒(35)。該書綱目與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革命運動”一節中所例舉的中國人民的反抗運動完全相同。最后,華崗在近代史主要矛盾的認識上較早借鑒了毛澤東的提法。書中指出:“在鴉片戰爭前,我國主要是一個封建社會,內部階級矛盾主要是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鴉片戰爭后“開始發生了國內各民族和國內各階級對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民族的外部矛盾”,后一種矛盾在鴉片戰爭后逐漸增長(36)。與此同時,華崗也提出了一些創見。如他曾認為,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了兩條道路的斗爭:“或是由獨立的封建滿清帝國變為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以至變為完全的殖民地的國家;或是由封建的國家過渡到近代資產階級的獨立的民主國家。”細言之,政治上,開始了對外妥協和堅決抗戰兩條路線的斗爭;文化思想上,在打破閉關自守封建思想、引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開始第一次民族覺醒的同時,也發生了“怕洋人”的民族失敗主義思想(37)。這兩種趨向是中國近代史認知上的真知灼見,在總體上又與侵略與反侵略的主要矛盾相契合,適應了民族抗戰的需要。

李平心的《中國現代史初編》也值得關注。該書原名《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內容主要是“總結中國近一世紀以來的民主憲政運動,描寫民族自覺的生長與中國人民的進步”。照作者的說法,這本書曾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進行過發揮(38),在書中更直言不諱:“中國民主運動是屬于新式民主主義的范疇。”(39)這體現出對前述中國近代史規范性認識的認同。該書從太平天國寫到抗日戰爭,觀察角度是民主思想與民主運動,因而在史事范圍和敘事結構上不如其前作《中國近代史》廣闊完備。但因該書視角獨特,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如對于清末預備立憲、國民政府“五五憲草”等就曾進行過較為細致的論述,對于近代婦女解放運動、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等都曾給予關注,而此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述則對這些問題有所忽略,或很少論述。

四、“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運動擴展

解放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眾多,出現了一些標志性作品。近代通史方面,有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1946年)、陶官云的《中國近百年史話》(1946年)、曹伯韓的《中國現代史讀本》(1947年)、宋云彬的《中國近百年史》(1948年)等。專史研究越來越細,在帝國主義侵華史方面,如胡華的《英美帝國主義侵華史略》(1947)、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948年)、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1949年)等;在中國革命史方面,如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1946年,第2卷,1949年刪改為《中國近代史》)、胡華的《中國近代革命史講話初稿》(1949年)等;在人物研究方面,如范文瀾和陳伯達的《曾國藩與袁世凱》(1946年)、吳澤的《康有為與梁啟超》(1948年)、黎澍的《辛亥革命與袁世凱》(1948年)等;經濟史方面,如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1946年)、陳伯達的《近代中國地租概說》(1947年)等。

該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最主要的趨勢是,以中共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權威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為指導,深入系統地進行中國近代史撰述。由此呈現出以下特點:1、“兩半論”、“兩個過程論”、“主要矛盾論”被視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的內在規律,成為多數近代史作品共同遵行的敘事準則,由此也引申出對階級斗爭和人民立場的極度重視,使得歷史作品觀點異常鮮明。這種趨勢在抗戰時期已有顯現,到解放戰爭時期已為眾多學者所遵循。2、近代史分期成為中國近代史編目的重要手段。抗戰時期,包括張聞天、華崗、李平心、何干之等人的近代史著作在編目上都以史事排列,而沒有采用歷史分期,體現了重史實表述的特點。但在解放戰爭時期,歷史分期的方法在近代史作品中逐漸得到采用,發展成為流行的史著編目方式。它更注重革命的階段性發展,體現出重事理邏輯的特點。3、旗幟鮮明地肯定無產階級運動的歷史意義,肯定中共領導的革命道路的歷史合理性。這時期的近代史著作極大地肯定五四運動和共產黨成立所具有的歷史轉折意義,并對中共領導的革命活動給予極高評價。4、借古諷今、歷史類比成為史學表述的常見手段,歷史作品的戰斗性功能得到巨大發揮。以下就幾本有代表性的著作進行分析。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嚴格依據新民主主義理論來指導歷史撰述,代表了1949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通史書寫的標準,是中國近代史高度革命化的體現。該書克服了李鼎聲《中國近代史》論述不深刻、觀點不鮮明、認識不規范、資料不豐富等不足,“從學術上論證了毛澤東的中國近代史的觀點”(40)。全書特色有:1、以新民主主義論指導歷史分期。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下編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分兩個分冊,1840年至1905年為第一分冊,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及中國人民舊式的反抗運動”,1905年至1919年為第二分冊,該冊一直未能完成。作者還在文中肯定了太平天國與五四運動作為新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啟的標志性意義,表示“太平革命揭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與五四運動同為一百年來歷史上兩大轉變時代的標幟”(41)。2、堅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書中指出:“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了。戰前的歷史僅是農民反對地主的斗爭史;戰后的歷史是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史,性質是截然不同的。”(42)3、貫徹階級斗爭史觀和人民史觀,以兩個過程論和主要矛盾論的觀點描述近代歷史發展進程。范文瀾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侵略者與反侵略者的斗爭為主線構筑歷史,歌頌反侵略與反壓迫的民族民主革命傳統。作者在書中“注意到寫階級斗爭,著重敘述腐化殘暴的封建統治階級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至于對外族統治者的侵入,本書也著重寫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的英勇抵抗。”(43)因而書中歌頌堅決抵抗的愛國主義行為,無情貶斥妥協派和投降派的行徑,強調“中國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國主義的斗爭史”(44)。

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這時期與范文瀾《中國近代史》齊名的著作,深度揭示了革命主題的形成過程。全書緊緊抓住近代史主線進行敘事,論述了帝國主義者怎樣逐步與中國統治者相勾結、共同壓迫廣大民眾,以及中國人民不斷覺悟,起來反抗侵略者與統治者的歷史。在書中,鴉片戰爭是歷史關鍵點,“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的壓迫以此為起點,專制統治者與人民的對立由此而加強”;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清政府與列強最終“形成了絞殺中國人民革命的骯臟的軍事合作”。所以,“從一八四○年到一八六四年的歷史表明,中國近代史中的這樣的主題(指毛澤東的“兩個過程論”)已全部形成。”(45)而作者也相信,這兩個過程本身就昭示了革命在近代史上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在全書最后,作者通過史事對比展現近代史的規律,指出在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3個時期,“都是革命與反革命、進步勢力與倒退勢力相對抗的時期”,而其教訓是,帝國主義選中的統治者終歸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只要對他們寓以幻想就會給人民解放事業造成損害(46)。

黎澍的《辛亥革命與袁世凱》是一本探討近代史事與人物之間關系的專著,曾被譽為“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典范之作”(47)。該書同樣也遵循了前述著作中所共有的革命史邏輯,將辛亥革命納入到“兩個過程論”中進行論述——認為帝國主義是“辛亥革命的點火者”,其侵略的屠刀從鴉片戰爭時期就直接對著中國人民,滿清政府“對外妥協、屈服、不抵抗,對內堅持封建專制的統治”,“結果乃使全國人民的仇恨集中到這個異族統治者身上”,而中國人民則進行堅決反抗,廣泛展開全國范圍的起義,其覺醒與長期斗爭造成了1911年的革命形勢(48)。

吳澤的《康有為與梁啟超》是致力于人物研究的一部專史,展現了康有為與梁啟超的政治人生。該書充滿強烈的“以古鑒今”思想,強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里,“擁光緒”“保大清”的康梁式改良維新道路,是走不通的,“改良主義的革新運動”終究不能成功(49)。基于此,作者對康梁改良道路所具有的維護統治者利益的本質進行了揭露,對其思想和行動所具有的保守性和落后性進行了深刻批判,表明近代中國唯有革命(尤其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一途方為正道,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該著文辭犀利,史評一針見血。如書中在評價梁啟超由保皇黨到民主黨、進步黨、研究系的蛻變過程時點評道:“‘保皇’不成,假裝‘民主’想‘進步’;‘進’不得,只得‘研究’‘研究’了!”(50)

這時的中國近代史著易出現過度革命化的傾向,以致在某些史事的評斷上不夠客觀。前書就由于過度夸大革命的必然性而對康梁活動之進步意義缺乏足夠認識,認為“反人民,反資產階級,反革命,這是康有為、梁啟超一貫不易的政治主張。”(51)而由此帶來的更大的問題則在對改良道路的歷史合理性認識不足,讓人產生任何改良革新都是反人民的,終必慘遭失敗的印象。這種過度革命化的傾向其實為當時許多有著鮮明政治立場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共有,它是現實中革命與反革命斗爭尖銳對立的反映,其問題就在于容易將“改良”與“革命”對立起來,形成“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邏輯。

這一時期還有很多對后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成果,如毛澤東針對美國對華關系白皮書展開的對中美關系史以及帝國主義對華關系史的研究和批判,胡華有關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的總結,劉大年對美國侵華史的研究,王亞南、陳伯達、許滌新對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情況的分析,等等。這些成果都是在中國近代史完全革命化后產生的,它們集政治價值和學術價值于一身,但也往往會因其過強的政治價值而有損史學價值。

五、結語

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在1949年以前只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股支流,并且出于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它常被視作“異端”,并沒有在國民政府的正規大學課堂里謀得多少席位,反而是在更具邊緣性的私立大學、中共影響下的教育機構,甚至坊間不脛而走。它自五四前后萌芽起,便逐步發展演變而走向規范化,并在1949年后占據了中國大陸近代史研究的舞臺。“革命”化則是相關著述發展過程中的總體趨向,革命是其所欲詮釋的最終主題。這些規范性認識意味著中國近代史撰述以階級進化論和社會主要矛盾論為歷史哲學基礎,以“兩半論”為邏輯起點,以“兩個過程論”為敘事主線,以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革命為最終歸宿。1949年以后,伴隨著近代史分期討論和學科建設的不斷發展,在尊重前述規范性認識的前提下,人們對近代史敘事的主體內容也嘗試進行規范,由此形成了所謂“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敘事模式,完善并補充了近代史撰述中的規范性認識。

對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化應當辯證地看待。一方面,它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是時人認真研究國情世情的結果,是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不斷完善的歷史認知,本身就反映了歷史的一些重要的真實斷面。另一方面,它是當時社會中要求激烈變革社會秩序的一部分革命者闡述并發展起來的一種歷史敘事模式,側重近代史革命之一面,沒有也不能反映整個歷史的全貌。所以,一味肯定或否定革命史觀都是簡單化的處理。

中國近代史撰述談“革命”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只談“革命”。無疑,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撰述曾經過度革命化,一度造成階級斗爭的絕對化,對革命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的忽略,對改良道路的進步性的低估,對歷史類比的過度運用等。但這些缺點并不足以否認革命史敘事的總體價值,更何況這種敘事一直在發展完善之中,在不同人身上其內涵和外延以及理解上的靈活度也不一樣。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研究者能不能以歷史主義精神和辯證觀點來評判歷史。實際上,1949年前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如胡繩等,就曾意識到必須“嚴格地從歷史的真實出發來寫自己的書”,“越是深入揭露歷史事實中的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越是能說明問題”(52)。而1949年后一些學者也曾對以往著作中的非歷史主義傾向進行過反思。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這種歷史主義態度與反省精神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增添了許多亮色,也是留給后人的寶貴遺產。

注釋:

①以往研究中,桂遵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張海鵬、龔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懷印的《重構近代中國》(中華書局2013年)等著作,歐陽軍喜的《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王發棟的《延安時期革命史敘事范式初探》(山東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康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形成及原因》(《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等論文,以及有關“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之爭的許多著述,都曾從不同層面豐富了人們“革命史敘事”形成過程的認知。

②《陳獨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432頁。

③《陳獨秀文集》第一卷,第549頁。

④陳獨秀:《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向導》1924年9月3日,第81期。

⑤《陳獨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309頁。

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頁。

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108頁。

⑧彭述之:《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向導》1924年9月3日,第81期。

⑨蔡和森:《義和團與國民革命》,《向導》1924年9月3日,第81期。

⑩彭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結果》,《向導》1924年10月8日,第86期。

(11)《陳獨秀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175頁。

(12)《李大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9頁。

(13)《李大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31頁。

(14)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

(15)《蕭楚女文存》,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3頁。

(16)華崗:《中國大革命史》,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頁。

(17)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1、5頁。

(18)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50頁。

(19)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52頁。

(20)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97~98頁。

(21)李鼎聲:《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48年印行,第1~2頁。

(22)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4頁。

(23)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65、204、153、205、241、264頁。

(24)華崗:《中國大革命史》,第70~71、84、132~134頁。

(25)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42~243、263頁。

(2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頁。

(27)《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2~673頁。

(28)《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6、631、632頁。

(29)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07頁。

(30)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頁。

(31)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第17、18頁。

(32)張聞天編著:《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第33、63、104、131~133頁。

(33)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3頁。

(34)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第62頁。

(35)據稱華著內容中有3萬余字來自于張著(王文鸞:《中國現代史論與方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48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華著是編著。在當時,由于資料缺乏,中共黨內學者著述時很多都是相互轉抄借鑒的,這類書往往以“編著”名之。二是,中共黨內學者在著書時首先是以服務黨內共同事業為優先考慮的,而較少考慮個人著作權的問題,所謂“眾人拾柴”就是如此。

(36)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第89~90頁。

(37)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第89~91頁。

(38)羅竹風編:《平心文集》第二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頁。

(39)李平心:《中國現代史初編》,香港國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第51頁。

(40)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40~241頁。

(41)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版,第159頁。

(42)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第81頁。

(43)《范文瀾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頁。

(44)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第65頁。

(45)《胡繩全書》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0、184~185頁。

(46)《胡繩全書》第五卷,第362~365。

(47)唐振常:《痛定思黎澍》,《歷史研究》1989年第2期。

(48)黎乃涵:《辛亥革命與袁世凱》,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2頁。

(49)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204~213頁。

(50)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8頁。

(51)吳澤:《康有為與梁啟超》,第86頁。

(52)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第六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頁。

作者及文章信息

* 謝輝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后。

* 原文載于《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年第4期,第102-112頁。

* 本文為山東省社科項目“唯物史觀視域下新發展理念的方法論研究”(項目號:16BZLJ0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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