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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鋼:馬洪與1960年代經濟調整的幾件大事
作者:韓鋼      時間:2018-10-17   來源:同舟共進
 

1960年代初期,馬洪在國家經委工作,擔任政策研究室負責人。正值“大躍進”導致異常嚴重的后果,中央終于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馬洪參與了調整的幾件大事。

北京第一機床廠的調查與“工業七十條”的起草

“大躍進”期間,“破除迷信”,工業企業大破規章制度,許多必要的章法被廢除,一度出現脫序和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生產指標難以完成,產量大幅度下降,產品質量不高,設備損壞,事故頻繁,人心渙散,工人流失。嚴峻的形勢迫切需要采取重大步驟,迅速把這種困局扭轉過來。整頓企業、加強企業管理成為調整經濟的重要內容,制定一套工業企業管理的規章制度便成為了當務之急。

中國的工業企業管理基本上是沿用蘇聯的老套套。這些老套套,有些對中國的建設起了積極作用,有些卻存在很多缺陷。這些缺陷主要是把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計劃,以行政手段管理企業,忽視了經濟手段的調節。政府未能根據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形成一套適合國情、符合經濟規律的管理經濟的辦法。這導致中國經濟在1950年代初期基本恢復后的更大發展,特別是“大躍進”對工業企業造成了極大損失。

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總結“一五”時期以來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和教訓,考慮制定一個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條例。1960年底開始,分管計劃和工交口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親自組織和領導了對北京十個工廠和單位的系統調查,選定北京第一機床廠作為重點,由他直接主持。馬洪被指定參加了這個調查組。

北京第一機床廠是當時全國最大的銑床制造廠,基礎很好,但在“大躍進”運動中卻發生不少問題,在大型工業企業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李富春確定解剖這只“麻雀”,以便找到整頓企業工作的妥善辦法。1961年元旦過后不久,國家經委、國家計委、第一機械工業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中共北京市委組成調查組,由馬洪帶隊,對該廠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調查。

調查組入廠后直接深入生產第一線,和班組工人們打成一片,一同勞動,一同吃飯。他們與工人相互談心,直接傾聽廣大工人和基層干部的迫切呼聲,為調查的展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調查組首先選擇有代表性的兩個生產組和一個工段、一個重點車間進行調查,而后擴展到全廠范圍。調查既是由點到面、逐級進行的,又有分門別類的專題研究,力求做到縱橫結合、全面系統。

他們不但調查工廠的歷史,而且著重調查它的現狀。凡是企業中需要弄清的情況和解決的問題,如建設規模、人員狀況、管理機構、生產技術、財務計劃、產品品種和質量、工具制造和管理、物資供應和銷售、財務和成本、工資和獎勵、企業管理體制、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兩參一改三結合”、勞動競賽、技術人員狀況和技術政策、職工的技術文化教育、職工生活和職工家屬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都做了細致的了解和研究。

調查組詳細詢問了職工的工齡工資、家庭婚姻甚至每月糧食定量是多少、夠不夠吃等問題。這樣“摸底”,調查組了解到了很多具體情況:有的老工人由于文化低,提級很困難;有的行政干部由于怕荒廢業務,不愿意脫產;有的青年女工由于結婚生孩子,而廠里沒有宿舍和幼兒園,政治和業務的進步都受到影響……調查組成員同群眾促膝談心,體會職工的疾苦,群眾樂意同他們交心,在座談會上也愿意說出心里話。

在調查過程中,馬洪和調查組多次召開座談會,分別征詢老工人、青年工人、女工、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室干部、車間和廠級領導干部的意見。會上,調查組以平等的語氣討論,鼓勵每個人把話講完。遇到意見分歧的時候,比如:在建設布局的問題上,究竟新建的重型鑄工車間是上馬,還是暫停?比如:在產品方向問題上,到底是以老產品銑床為主,還是以新產品重型機床為主?……調查組從來不輕易表態,堅持一切正確結論產生于調查末尾的原則,堅持多謀才能善斷的方法,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同廠里的干部職工再三商議,提出意見。

在深入考察和分析的基礎上,調查組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改進建議。調查組提出,工廠的生產要合理地確定產品的方向。向高大精尖進軍,是長遠的方向;從當前的實際出發,則首先要調整好現有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填平補齊。重型鑄工車間和重型加工車間的建設,目前力所不及,應當推遲,盡早下馬可以主動,勉強上馬反而被動。

調查組還建議,應當把節省下來的一部分財力、物力,用來解決職工生活方面的急需,解決像食堂、宿舍這些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調查組進一步建議:要使廠長有職有權有責,不能什么事都由書記說了算,只講黨委領導,不講廠長負責;企業不能一年四季搞運動,一切運動都要服從生產;生產不能一年四季搞突擊,一定要做好經常的生產技術準備工作,寧可降低生產指標,也不能每個月都打被動仗;在工資獎勵方面要克服平均主義。這些建議被該廠采納后,產生了顯著效果。

6月,調查組結束在北京第一機床廠半年的調查。中央書記處決定以此為基礎,起草《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6月17日,總書記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把這項任務正式布置下來。以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組的部分成員為基礎,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組建了一個工作組,帶著經委的馬洪和董峰、計委的梅行和廖季立、人民日報社的張沛等,一機床廠的調查材料及5月國務院召開的工交工作座談會材料,到東北的一些國營工廠再做調查。在沈陽,他們在沈陽第一機床廠、重型機械廠等單位,一邊作調查,一邊討論有關問題,同時起草條例。歷時半月,完成條例草稿的起草。

工作組還輾轉到哈爾濱、長春等地,多次召開座談會,聽取企業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意見。基層干部職工反映:許多企業里的問題都不是企業自身造成的,而是上級領導決定造成的。例如計劃是上面下達的,生產指標是上面規定的,原材料供應也是上面安排的。生產建設上的瞎指揮,許多來自上面。外部問題不解決,企業內部的生產秩序即使整頓好,企業工作還是搞不好。

根據調查獲得的意見,工作組不但了解企業內部的問題,而且了解到企業外部的問題。經過反復修改,工作組寫出初稿,題為《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共15章,80條,送交中央書記處。8月11日到14日,鄧小平在北戴河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條例”草案。會議最后把草案歸納為70條,分10章。10章分別是企業管理的十個方面: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工資、獎金、生活福利,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協作,責任制度,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黨的工作。“條例”前面又加寫了一個序言,約25000字。

書記處會議通過的“條例”只是初稿,隨即提交8月23日在廬山開幕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在會上,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好文件,對于興利除弊、整頓工業企業、搞好企業管理十分必要。有了這個條例后,工業企業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條例”寫廠長負責制方面很突出,而黨的領導方面則不突出;寫按勞分配、物質獎勵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寫責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眾運動方面則不突出;寫廠長負責制方面是連貫的,一氣呵成的,寫政治掛帥方面則是點滴的,不連貫的;寫強調科學方面很突出,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則不突出。對“大躍進”的正面經驗總結得不夠,肯定得太少等等。還有人擔心,實行這個“條例”,又將回到“大躍進”以前的老路上去。

中央書記處認真研究了會上的不同觀點,凡能吸收的意見都盡量加以吸收,并對“條例”初稿再次作了修改。盡管如此,仍然有人不肯表態。最后,田家英出了個主意:在頒發“條例”的同時,另寫一封指示信,全面論述“大躍進”的成就,既體現當時思想上的共識,又對制定這一“條例”的目的、意義和重要內容進一步加以說明。中央書記處采納了這一建議,指定由田家英組織人員起草指示信。9月17日,毛澤東批示:“指示及總則已閱,很好”,圈掉了“管理”二字,最終定稿題為《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草案經討論通過后,由毛澤東簽發。這就是著名的“工業七十條”。

“工業七十條”是我國國營工業企業管理的第一個總章程。它的出臺,對于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糾正“左”的錯誤,提高全國工業企業管理的水平,把企業引向健康的軌道,起了重要的指導和規范的作用,在全國工業企業中普遍實行,收到良好的效果。雖然由于“文化大革命”,“七十條”的實施被迫中斷,但它是中國試圖走出一條自己的工業企業管理道路的有力探索。

馬洪作為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組的負責人和“工業七十條”的起草人之一,為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這期間,為了更好地闡述和貫徹“七十條”,他對中國企業管理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批判地吸收蘇聯以及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經驗,為摸索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企業管理體制作了極大努力。事后,他與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人員協作,主持編寫《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一書,從理論上探討了我國工業企業管理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工業七十條”和馬洪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一書,都作為鼓吹“一長制”和“業務掛帥”、“利潤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和對抗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而遭到了批判。然而,據薄一波“文革”后的:“小平同志后來告訴我,毛主席直到逝世前,身邊還放著‘工業七十條’。”

參與“七千人大會”文件起草

為使國民經濟走出困境,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至2月,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地、縣的領導干部,以及一些重要廠礦、高校和軍隊的負責干部共七千多人到會,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最主要的文件是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61年12月下旬,馬洪到釣魚臺賓館參與這個文件的起草 。當時中央還沒有確定由誰在大會上作報告,陳伯達被毛澤東指派主持文件的起草。馬洪到達釣魚臺時,田家英、梅行、何均、柴沫、陳其群等人已在起草小組工作,胡繩、吳冷西、鄧力群有時也參與。陳伯達主持此項工作,文件都是由陳口授,參加工作的人員做記錄,再由陳伯達本人修改成稿。陳伯達主筆的稿子脫稿以后,劉少奇、鄧小平直接指導文件的修改。1962年1月上中旬的十多天里,劉少奇上午到會,鄧小平下午到會,對稿子提出各種意見,最后把原稿推翻了。

在劉少奇、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田家英、胡繩和吳冷西負責文件的重寫。胡繩寫政治部分,吳冷西寫經濟部分,田家英寫黨的部分。寫作組后來還增加了趙漢、張沛、楊波等人,連同原有的工作人員,分屬胡繩、吳冷西、田家英管理。馬洪先是參加經濟部分的起草,與梅行一起,幫助吳冷西寫關于經濟工作的集中領導和分級管理部分,后來被調去陳伯達處做記錄,記錄由他口授的關于經濟總結的部分。這一部分是經過毛澤東的要求補寫進去的。

劉少奇、鄧小平兩人的工作方法不同。劉少奇有什么指示,都直接找胡、吳、田三人,分別面談,然后再由這三人分別傳達給有關的參加文件起草工作的人員。馬洪所聽到的劉少奇關于文件起草的講話,大都是經吳冷西傳達的;也有一些是由吳冷西傳達給梅行,再由梅行轉告給馬洪的。

劉少奇對文件起草的基本意見是:

1)總路線是站在群眾之上,命令群眾,形式主義地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不是由人民群眾實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勁,切切實實地力爭上游,而是由少數干部站在群眾之上,命令群眾形式主義地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是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浪費了群眾的干勁,這幾年浪費了群眾的許多干勁,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群眾的熱情和干勁受了嚴重的挫折。

2)三年大躍進,出現了“馬鞍型”。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這幾年提出過高的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與基本建設指標,進行了許多不適應的“大辦”,要在全國建立許多完整的經濟體系等等,都是缺少根據和沒有根據的,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作風。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太長,國民經濟各部門比例關系發生了嚴重的不協調現象,比例失調。大躍進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不注意品種質量。這些事情英國人懂得,日本人懂得,就是我們不懂得。

3)人民公社搞早了。當時不辦,也許好一些。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現在還不大明顯,還看不大清楚。

4)這三年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一樣。這幾年發生的許多錯誤,使全黨的干部、黨員,以及大多數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經驗,都有了切膚之痛。餓了兩年飯。

5)這幾年的問題,決不是一個指頭、兩個指頭的問題,至少是三個指頭或者是四個指頭的問題。有些省市是倒四六,倒三七,甚至九個指頭都爛了。像河南、甘肅、安徽、青海等省算不算犯了路線錯誤,大家可以議論,我看就是犯了路線錯誤。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地委、縣委討論,作出一個初步的判斷,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以至第九年還可以再討論,再判斷。

6)這三年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7)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應反左,結果反右,犯了錯誤,斗爭錯了人,應當平反。彭德懷那封信,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這幾年重復了黨的歷史上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反對毛主席,只是反對個人;公開反對三面紅旗,不為反黨;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國的,就可以翻案。

8)現在是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措施。現在要實行高度的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

9)恢復法制。過去幾年犯錯誤,下面干部無法無天,就是因為沒有法制。

鄧小平則把稿子集中起來,讓人一部分一部分地讀給他聽,讀到哪一部分,就吸收有關的起草人員參加。鄧隨聽隨發表意見,在某一部分讀完以后,再綜合發表意見。鄧要求當場按他的意思將稿件改寫出來。馬洪聽到的鄧小平的講話,中心是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和地方主義。

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意見都寫入了后來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面報告和口頭講話。劉少奇的意見,是由吳冷西、胡繩、田家英等從劉少奇處親自聽說之后寫進文件里的。吳冷西曾說過,聽了劉少奇的那些講話以后很開腦筋,可以放手寫稿子了。

經過劉、鄧十多天的“督戰”,稿子完成,送交毛澤東審閱。據田家英說,毛看了劉、鄧領導重寫的稿子后非常不滿,指示要很好地總結過去工作的經驗,要增寫民主集中制,作為報告的一部分。毛澤東還指示,要組織一個起草委員會,重新起草文件。由彭真、譚震林、薄一波、陸定一、李井泉、陶鑄、劉瀾濤等及胡繩、吳冷西、田家英等組成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不在釣魚臺工作。

據馬洪記憶,稿子起草過程中,幾位具體起草人員有時會交換一些意見。在吳冷西的房間里,討論過如何集中統一的問題。鄧力群和梅行認為,這幾年經濟工作沒有搞好,主要應由計委的李富春負責,同時贊揚陳云。吳冷西也贊成這種看法,認為盡管前幾年陳云的“反冒進”意見受到毛主席的批評,現在看來陳“緊縮”的主張還是正確的。田家英認為,農業上譚震林也難辭其咎。馬洪則認為應從組織領導的形式上來考慮,過去中財委統一管理財經工作,現在多人分工,各搞一攤,主管計委的李富春盡管是管綜合的,但因為工農財貿文教各有負責人分工,讓李富春和計委統一管起來,也有難處。是否應在中央要有一個統一領導財經工作的機構,像過去的中財委那樣?有人贊成這種意見,也有人不贊成。有人認為還是由誰來掛帥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主張由陳云來掛帥。這個意見反映到周恩來那里,周說現在情況變了,再搞中財委不適當。

“七千人大會”實際上基本否定了“三面紅旗”。陳云雖然沒有接受毛澤東讓他在會上講話的建議,卻在不久后的“西樓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調整的意見。同年6月,陳還進一步提出“分田到戶”的主張,以解決農業的困難。

東北工業的調查和西北農村“單干”的調研

“七千人大會”之后,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為了進一步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搞好調整,中央指派一些干部去基層作調研。馬洪和計委的廖季立受陳伯達指派,于1962年4-5月間去東北地區,了解工業恢復和調整情況,特別是了解恢復和調整需要多少時間,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馬洪、廖季立在東北調查了鶴崗煤礦、撫順煤礦、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鞍山鋼鐵公司等企業。根據各企業說明的情況和提供的材料,經過研究分析,馬洪、廖季立認為這些單位生產恢復和調整的時間,各有不同。有的要兩年(長春汽車廠、鞍鋼),有的要三年(撫順煤礦),有的要四年(鶴崗煤礦);撫順的西露天礦,如果全部停產,集中精力做剝離工作,需要一年半時間,如果邊生產、邊剝離,按當時的條件,則需要八年。

5月間,廖季立、經委的張磐和馬洪又受陳伯達指派,到西北做工業恢復和調整的調查,還順便了解一下青海湟中、甘肅張掖和陜西三原三個縣的農業生產情況。

農村政策的調整是1960年冬開始的,經過一年多時間,有了一些初步效果。但是局面尚未根本好轉,不少地區情況依然嚴重,有些地方甚至還在繼續惡化。馬洪在西北三省調查,就發現那里的糧食生產還在下降,農民口糧依舊匱乏,不少人還在餓肚子,許多農民和基層干部呼吁實行單干,以渡糧荒。馬洪把了解的情況整理成材料,送交兩位中央領導人和國家經委黨組,并寫了一封信。“文革”初期馬洪受到批判,被強令作自我檢查,交代了這封信。經過“文革”這封信保存了下來,基本內容如下:

“從這三個地方農業生產的情況看來,目前糧食的產量還在下降,牲畜還在死亡,生產下降的趨勢,還沒有完全扭轉過來。

“這三個地區,過去都是產糧區,而現在都嚴重減產,同過去最高年產量相比,有的減產一半(三原),有的減產將近四分之三(湟中、張掖)。

“由于農業減產,而糧食的征購又過多,農民吃不飽,意見很多。要求單干的呼聲,相當普遍。許多農民認為單干可以使糧食增產,可以不餓肚子。

“根據陜西省的一些負責同志反映:目前有的社隊,約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要求單干。有些縣和省的負責干部也提出:允許農民單干,可能是較快地恢復農業生產的一種辦法。

“在這方面,有以下一些議論:

“一種議論是:由于各個地區經濟條件不同,農村的經濟組織可以有集體、半集體、單干三種形式。在集體經濟內部,也可以有較高級的和較低級的不同形式。

“持這種意見的人,主張如下:

“(1)凡是有一些現代化的農具,擁有一些真正受益的水利工程和排灌設備,群眾確實感到從集體經濟得到了比單干較多的好處,因而贊成繼續辦下去的生產隊,一定要堅決地幫助他們鞏固起來,更好地發展生產。

“(2)多數社員要求單干,但是,由于耕畜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嚴重不足,這些東西,仍然需要保持公有公用,因而耕地種地,也需要集體進行。但是,在地種完了以后田間的經營管理工作,可以單干,也可以自愿結合,實行互助合作。這種形式,就是所謂“半集體”的形式。

“(3)對一些堅決要求單干的農民,也可以采取如下的辦法:土地集體所有;牲畜分戶喂養,以私養為主公養為輔;有些大農具(如犁杖等)也歸私有。土地的耕作,可能有某些換工互助,但基本上是個體經濟。屬于私有的耕畜、農具,誰使用誰付給所有者一定的代價。

“另一種議論是:把現有的生產隊再劃小一些(現在陜西省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平均有二十五戶到三十戶,可以考慮再劃小到十戶左右);或者在現有的生產隊下面,分作業組,包產到組,或者以作業組為單位進行經濟核算。”

據當時一同參加調研的張磐回憶,在青海湟中縣,有一條稀罕的“倒淌河”。以中國西高東低的地形地貌特征,河流大都是由西向東流淌,最后歸入海洋,這條河卻是一個例外。當地人士特地向馬洪等人介紹了這一奇景。馬洪登臨日月山,遠眺河流蜿蜒西去,終匯入青海湖,甚不尋常,心有所感,提筆寫下這樣一段文字:青海湟中一奇河,九天落地向西折。世人皆知東流水,無緣見識倒淌河。(大意)

田家英當時是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的。馬洪發出西北農村調研的信件不久,大約這年初夏,田家英約請馬洪參加了一個座談會,約有十來個人參加。田家英在會上以他在湖南的調查為依據,作了系統發言,說明當時農村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主張分田到組到戶。田家英說,他的這種意見已經得到中央幾位負責同志的支持。會上還有人舉出安徽曾希圣“包產到戶”的例子,來支持田的意見。

馬洪介紹了在西北三省的所見所聞,提出了他的意見,即能辦好的要繼續辦下去,核算單位過大的要適當劃小,實在辦不下去的,也可以考慮包產到組到戶。不料想,陳伯達收到馬洪的報告后,對馬洪的意見和建議提出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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