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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群林:“救亡壓倒啟蒙”與“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究竟由誰“發明”?
作者:馬群林      時間:2018-10-19   來源:社會科學報
 

原文 :《“救亡壓倒啟蒙”與“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之“發明權”考釋》

作者 | 中國致公黨江門市委員會  馬群林

不久前,筆者拜讀了收入“北京大學新中國留華校友口述實錄叢書”的美國衛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東亞系教授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回家的路   我與中國——美國歷史學家舒衡哲口述》(賀佳梅、倪文婷訪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下簡稱《舒衡哲口述》)。此書為2017年10月18日至11月1日舒衡哲在北大的訪談稿,共分六章,其中在第四章《中國啟蒙運動的光與影》中,舒衡哲談到與李澤厚的學術交往,主要涉及“救亡壓倒啟蒙”和“中國六代知識分子”話題。

舒衡哲

但是,仔細讀后,筆者頗感困惑與遺憾,因為舒衡哲教授所述與事實大相徑庭,故有討論之必要。

“救亡壓倒啟蒙”是誰最早提出?

《舒衡哲口述》云:

……我剛剛認識李澤厚的時候,……馬上感覺到我們有許多的共同語言。……李澤厚當時非常愿意和外國學者交流他的思想,我也向李澤厚介紹了我的新看法。那時我還沒有出版《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我給李澤厚講了我思考的“啟蒙”和“救亡”的差異,尤其是兩者存在沖突的看法。30年代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為了救國而放棄啟蒙,因為愛國,所以知識分子自愿放棄,而不是中國共產黨要求知識分子放棄他們的啟蒙運動。這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已經變成了新啟蒙運動。……李澤厚說的“救亡壓倒啟蒙”是用了我的想法。”(第121—124頁)

但事實是否如舒衡哲所云:李澤厚“用了我的想法”?

李澤厚

李澤厚最早提出并系統闡述了“救亡壓倒啟蒙”思想

不少學人以為,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出自1986年8月發表的那篇著名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其實,這個“時間點”,還必須向前再推至少七八年。

1979年第6期《歷史研究》刊登了李澤厚《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收入1979年7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下簡稱《近代》)。正是在這篇文章里,李澤厚明確提出了“救亡壓倒啟蒙”思想,甚至連“壓倒”這個詞也有了,譬如:

不僅革命派,當年改良派的講民權(如譚嗣同)、自由(如嚴復),也都是為了“救亡”,即為了反侵略爭獨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詳見各文),反帝救國成了整個中國近代思想的壓倒一切的首要主題。(《近代》第309頁)

實際上,除了《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還有多篇涉及到“救亡壓倒啟蒙”思想,譬如更早的、刊于1977年第2期《歷史研究》的《論嚴復》一文:

迫切的救亡局面,把國家富強問題推到當務之急的首位,使嚴復愈來愈痛感“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圖強……為自存之至計。”(《法意》卷18按語,《近代》第277頁)

再如,1978年秋為《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所寫的后記:

太平天國之后,中國近代思想和活動的主流是由知識分子帶頭,從愛國救亡而轉向革命的。愛國反帝始終是首要主題。這一主題經常沖淡了和掩蓋了其他,這與歐洲為爭自由而革命的數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樣。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主義,在近代中國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宣傳普及,啟蒙工作對于一個以極為廣大的農民小生產者為基礎的社會來說,進行得很差。無論是改良派的自由主義,或鄒容吶喊的平等博愛,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都遠遠沒有在中國廣大人民的意識形態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愛國義憤壓倒了一切……(《近代》第479頁)

可見,“救亡壓倒啟蒙”在李澤厚那里早已胸有成竹,1986年“雙重變奏”一文不過是1979年《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繼續展開和詳細敘說罷了。

舒衡哲與李澤厚第一次會面的時間

1979年2月至1980年夏,舒衡哲作為首批美國交流生到北大進修(舒是其中唯一的博士)。《舒衡哲口述》云:

“我和李澤厚怎么認識的,不太記得了。最早是1979年王瑤給我介紹了《讀書》雜志的編輯,李澤厚也給《讀書》雜志投過稿,可能是《讀書》雜志的一些人給我介紹了他。我是通過《讀書》雜志認了李澤厚,而且是在認識朱光潛之后。第一次可能是我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找李澤厚,第二次可能是李澤厚來北大找我。”(第120—121頁)

從舒衡哲的敘述中,很容易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她與李澤厚是在1979年相識并進行學術交談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1979年7月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記”標注的時間是“1978年秋”),立即在大陸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正在北大進修的舒衡哲讀了這本書,并于1980年1月10日致信李澤厚,要求會面。

舒衡哲在信中講,她是通過黎澍認識李澤厚的,并說:“我非常渴望與您會面,討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問題。我現在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您的書《中國近代思想史》”,“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見到您”。

1980年1月10日舒致李的要求會面的信

這封信再清楚不過地說明:舒衡哲與李澤厚的第一次會面并非在1979年(所以才有1980年1月10日這封請求見面的信函),他們的第一次會面最早也應該是在1980年。事實上,李澤厚是1980年3月12日、5月31日兩次在家與舒衡哲會面,從未去北大找過她,雙方討論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問題。當年在家接待外賓,曾引起院內、所內的調查、詢問和警告,但很快也就放開了。

在他們第一次會面之前,舒衡哲就“懷著極大的興趣”讀過李澤厚剛出版的由《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論綱》等十篇論文結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跟舒衡哲談過“救亡壓倒啟蒙”觀點

2018年5月31日晚,筆者與李澤厚先生有過一次通話。期間筆者故意將話題引到“救亡壓倒啟蒙”的爭議上,關于那次啟蒙與救亡的談話,李澤厚還留有記錄。據李現存的原始記錄,1981年6月17日下午他在家又接待過來訪的舒衡哲。

記錄如此:

下午3時—5時,Schwarcz來談,我談:修養——約束自由(階級斗爭、戰爭的須要);啟蒙——要求自由(個性解放)。

筆者問:“‘修養’指什么?”李云:“指延安整風和劉少奇的《共產黨員的修養》等,即救亡對個體整頓的落實。當時談得很細,我還舉了好些例子。如我完全不同意周揚名文(指《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報告,刊于《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筆者注)中講延安整風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實際恰好相反,但當時奉為圭臬。所以才有‘修養——約束’的說法。”(2018年8月7日致筆者微信)

我對此論頗為懷疑。延安整風是一次思想整肅運動,即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批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絕對民主主義等等。它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啟蒙思潮恰好背道而馳。這思想整肅運動在當時有其極大的現實合理性:為了救亡。在你死我活的戰爭條件下,需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團結隊伍,組織群眾,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一切其他的課題和任務都得服從和從屬在這個有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主題下,這難道不應該嗎?當然應該,這整肅從思想上保證了革命的勝利。……(李澤厚:《雜著集》,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222—223頁)

李澤厚的原始簡記證明,并非如《舒衡哲口述》所云:“我給李澤厚講了我思考的‘啟蒙’和‘救亡’的差異,尤其是兩者存在沖突的看法。”事實可能恰好相反。

李所記的1981年6月17日下午與舒的交談要點

“六代”分法是“一起討論出來的”?

這是《舒衡哲口述》拋出的第二個爭議話題。

舒衡哲如是說

1979—1980年,我和李澤厚一同分析了“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我開始注意到曼海姆的代際理論,和李澤厚一起討論了好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經歷。不久,我和李澤厚合寫了一篇英文文章《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Six Gener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聯合署名發表在國外刊物Chinese studies on History(1983年第2期總第17卷)上。雖然我和李澤厚共同分析了這個問題,但他是從哲學美學的角度切入,我是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后來,我是通過杜維明才知道李澤厚在國內單獨發表了“六代知識分子”的中文文章,其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因為杜維明、李澤厚和我也一起討論過幾次“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問題,80年代末杜維明在北大聽到消息,主動問我是否看過那篇文章。我說沒看到。于是,杜維明送了我那本書。……(第122—123頁)

但是,事實究竟如何呢?

《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最早提出“六代”分法

據李澤厚告知筆者:舒衡哲是最早贊同他的“六代知識分子”分法的,而當時國內學界并非如此。但是,李澤厚的“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思想,根本就不是舒衡哲所謂“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與舒毫無干系,因為在1980年李、舒首次見面之前,李澤厚的相關文章早已寫出并公開發表了。“六代”分法,最早出現在李澤厚寫于1978年、刊于1979年4月《魯迅研究輯刊》第一輯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該文明確地提出了“中國革命與六代知識分子”問題:

魯迅曾經想寫包括自己一代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可惜沒有實現。所謂四代,前面已講。這就是,章太炎一代,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識分子,其中的少數先進者參加(或受影響,下同)了戊戌,領導了辛亥。下面是魯迅一代,這一代的先進者參加了辛亥,領導了五四。再一代的優秀者是五四的積極參加者,大革命的各級領導者。最后一代是大革命的參加者或受影響者,以后抗日戰爭的廣大基層的領導者。總之,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國革命中的六代知識分子。(第七代將是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每一代都各有其時代所賦予的特點和風貌,教養和精神,優點和局限。……(《近代》第470—479頁)

1978年這些關于“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明確劃分與精彩闡釋,還不夠清晰明朗嗎?

關于《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

舒衡哲云,“不久”,他們(李、舒)合寫了英文文章《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但據李澤厚回憶,1982年他首次出國訪美期間,與舒衡哲合寫了這篇文章,文章主要從文學角度講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基本觀點仍來自《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這篇英文首句就是《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所關注的兩個主題:“農民與知識分子這兩類人物主導了魯迅的短篇小說。”文章寫道:“我們在這個項目中的合作始于1980年春天在北京的對話。我們倆都很關心我們各自工作中的代際問題。我們當前努力的起點是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中對六代的描述。這已經引起了中國和國外的很多關注。”緊接著,用了占全文兩頁以上的篇幅,引用了《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對“中國六代知識分子”分析與闡述的文字。

可見,李澤厚與舒衡哲合寫的《現代中國的六代知識分子》,核心思想(“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是李澤厚的,主要內容也出自李澤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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